论邓小平的制度理论及其深远影响（作者：蒋先进律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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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中元律师事务所 蒋先进
〔摘要〕 对制度的研究和重视一直是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社会科学的传统；20世纪中后期，制度成了诸多学科关注的焦点。作为杰出政治家的邓小平主要从政治理论的高度，立足于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深刻阐述了有关制度的思想。邓小平的制度理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与各项制度变迁产生了实际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邓小平； 制度理论； 深远影响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4）04-0057-04
诸多社会科学都对制度问题十分关注。邓小平立足于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了丰富而深刻的制度理论，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与各项制度变迁产生了实际而深远的影响。
一、制度理论的渊源
对制度的研究和重视一直是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社会科学的传统。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自建立之日起，就与社会制度的研究和制度变革的比较分析密切相关，社会学者一直认为制度影响着社会和经济行为。社会学视野中的制度不仅包括正式规则、程序和规范，而且还包括为人的行动提供“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块；同时认为文化也是一种制度。在政治学领域，制度一直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但20世纪50、60年代，行为主义逐渐成为政治学的主流理论，制度被排除在主流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之外；到20世纪70、80年代，制度重新成为政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1]当然，对制度问题讨论得最热烈的要数经济学。在经济学说史上，对制度进行专门研究并将其贯穿于经济思想史始终的，是制度主义学派，它分为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两大门派。老制度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凡勃仑、米契尔、康芒斯、阿里斯等人；新制度主义又称新制度经济学派，其代表人物有科斯、诺思、阿尔钦、德姆塞茨、威廉姆森、青木昌彦、张五常、布坎南等人；中国学者林毅夫、盛洪、汪丁丁、樊刚、张宇燕、卢现祥、周其仁、李建德等人也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范式对中国经济问题（尤其是经济制度变迁）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可喜的阶段性成果。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视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认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如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如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一种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等）和实施机制所构成，这三个部分就是制度的基本要素[2]。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了制度起源与制度构成、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制度与经济发展、制度与产权及国家等和制度相关的问题，其主要对象是经济制度但又不限于经济制度。在经济学家看来，“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构成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应该说，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研究是目前制度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影响巨大。特别是由于布坎南、科斯、诺思等人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理论进入了“诺贝尔境界”。在哲学领域，对制度研究最有说服力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它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原理，关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都充满了制度分析范式；而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诺思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 [4]
二、邓小平制度理论的主要内容
作为杰出政治家、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西方学者、社会科学各学科广泛关注制度的同时，他从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敏锐地洞察到了制度问题的重要性，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探索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为切入点，逐步提出了自己的制度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制度理论。其主要内容有：
（一）关于制度的内涵
邓小平没有对制度下过系统的定义，他所谈的制度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涉及宏观、中宏、微观几个层次。
1、制度指社会主义制度，它是我国社会制度的整体。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已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5]
2、制度指政治制度，是邓小平所关注的重点内容，包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如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干部制度、人事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等）。邓小平说：“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 [6]
3、制度指经济制度。1978年3月在《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一文中，邓小平指出：“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有好多事情要做。有些问题要经过调查研究，逐步解决。有些制度要恢复起来，建立起来。总的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上进。” [7]他还特别谈到了工资制度、考核制度、奖金制度、稿费制度等。在1979年11月，邓小平还说：“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这些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营方法、管理方法、发展科学的方法，我们社会主义应该继承。” [8]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专门谈到了计划与市场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9]
4、制度指文化制度。1977年8月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中，邓小平论述了科学管理制度和教育制度改革问题。[10]
5、制度指规章制度。邓小平认为：“一定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立不起来。过去有些规章制度比较繁琐，应该改革。我们要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把必要的规章制度恢复或建立起来。”[11]
（二）关于制度的极端重要性
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反思，邓小平充分认识到制度（从微观到宏观制度）的重要意义。在1975年出来主持中央工作时他就指出：“过去一个时期，根本谈不上什么规章制度，出了不少问题。最近武钢就发生了一天跑两次钢水的大事故。有些事故发生了，还分不清是谁的责任。因此，一定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12]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邓小平通过总结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带有根要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13]
（三）关于制度的功能
邓小平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4]这就是说，制度的基本功能是约束(制约)坏人无法干坏事，激励好人充分做好事。这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功能的理论是一致的。“制度的产生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为了克服人的弱点或不足，如人的有限理性，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人并不总是善的。一个有效的制度，在人做得不好的时候（或违规）能处罚人；在人做得好的时候，能奖励人。总之，制度具有激励功能和约束功能。”[15] 制度作为“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 [16]
（四）关于制度的绩效及其标准
邓小平认为，并非所有的制度都能起好作用、都有绩效。制度有“好”与“不好”之分，制度好能发挥约束坏人的作用，但制度不好不仅约束不了坏人，而且激励好人的作用都发挥不出来。那么如何衡量制度的“好”与“不好”呢？邓小平认为，能否促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人才脱颖而出，是衡量制度好与不好的三条标准。“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17]邓小平提出的上述三条制度绩效标准，在过去、今天乃至将来，都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
（五）关于树立制度权威的思想
邓小平不仅重视制度，而且看到了树立制度权威、推行依法治国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18]“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
（六）制度变迁的步骤要稳妥
由于中国人口多、国家大，面临的各种问题错综复杂，因此邓小平特别强调各种制度的改革与变迁必须有步骤地、稳妥地进行，尤其是不能乱，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20] “我们各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改革，要坚定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21]“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 [22] 因为，制度变迁与改革是有成本的，必须将变革成本降到最低限度；如果操之过急导致改革失败或者发生社会动乱，国家和人民就会为此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
（七）政治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是坚持民主与法制的有机统一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23]“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我们吃够了动乱的苦头，”“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象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24]这是因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赖以建立和完善的前提和基础，如果人民不在政治上取得当家作主的权利，没有自己的国家政权，社会主义法制就无从建立；也只有充分发挥民主，才能制定出科学的、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的法律。同时，社会主义法制是人民民主的体现和保障，只有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人民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才能充分保障人民行使广泛的民主权利。所以从实质上说，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民主说到底是一套制度化、程序化、法律化的治国规则。
三、邓小平制度理论的深远影响
人类历史其实也是一部制度变迁的历史。制度变迁的深层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制度变迁的动力在于行为主体（人类）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从制度供给者的角度看，制度变迁可区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前者是个人或群体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下而上的自发性制度创新，后者是政府借助行政、经济、法律手段，自上而下组织实施的制度创新 [25]。一个社会、国家的制度变迁，可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的单个领域发生，也可以同时在多个领域发生，但理论的创新与观念意识形态的变革往往成为制度变迁的先导，历史上的无数社会变革均如此；而政治领域的制度变迁通常是其他制度变迁的关键和突破口，因为没有政治上的导引、撬动与松绑，经济增长与文化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政治制度中的长期重农抑商政策及思想文化专制政策导致的经济文化发展畸型就是明证）。这是因为，一方面，“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26]；另一方面，“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27]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内部改革），实质上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大规模制度变迁活动，变迁有些是诱致性的（如包产到户、商品市场发育），但大部分是强制性的（即所谓政府主导型改革模式）。这场变迁的观念和理论先导便是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先声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孕育与发展，而邓小平的制度理论便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以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敏锐眼光，深刻地洞察到中国发展的瓶颈问题之所在，毅然选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作为制度变革和创新的突破口，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刻的探索，实践中进行了大胆的实验，进而为经济制度、文化制度改革和创新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理论界通常认为，20世纪后期，中国的改革是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其实，这种看法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中国的改革与制度变迁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几个领域几乎同时起步的， 文化改革始于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政治改革始于1978年的修宪及1979年的规模性立法，经济改革始于1978年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而政治制度变迁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导航与保驾作用。只不过由于政治问题过于敏感，邓小平特别强调了改革的渐进与稳妥，未加以过度的渲染，从而维护了国家与社会的大局稳定，这成为中国改革和制度变迁成功的关键所在，也是邓小平作为政治家的高明和伟大之处。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的制度理论，由于它孕育、成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产生于解决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客观需要，使得它在实践中发挥了一般理论家的思想不可能具有的作用，对中国的改革与制度变迁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对此,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作了中肯的评价：“邓小平说得少，但从他说的话来看，我一定要把他列为本世纪（指二十世纪——引者）中国领导人中头脑最清楚的思想家。”“邓小平决定了中国伟大改革的方向。他的著作一再重复着一个基本原理。邓小平相信，社会由个人组成，只有鼓励每个人尽最大努力，社会才可能好起来。这个观点与中国老子的思想，以及自亚当•斯密以来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一样古老。但邓小平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试图把这一信念付诸实践，并坚持不懈，不顾无数政敌的反对。” [28]中国的改革与制度创新在二十几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正是在邓小平制度理论的直接影响、指导和推动下逐步完成和实现的。这些成就主要表现为：
（一）经济制度的创新使生产力得以解放和迅速发展
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生产力水平不平衡、落差大的特点，我国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一大二公的格局，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多元产权结构；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对合法私有财产给予充分保护，调动了广大人民不断创造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从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同时发挥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作用；在微观经济领域，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逐步推进和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经济制度的变革，克服了旧体制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和状况的环节和方面，解放了生产力；各种新的经济制度逐步显现了约束与激励的功能，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稳定增长。
（二）政治制度尤其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变革推动了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化进程，进而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宽松安定的环境
精简了领导机构，调整了干部结构，使领导干部队伍更加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党和国家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制定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干部任用条例》、《党内监督条例》、《党员纪律处分条例》等法规、党规，初步建立了公开、公正、竞争的干部人事管理机制，推动了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规范化、制度化，加强了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管理与监督；在转变政府职能和精简政府机构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使领导机构更精干、高效、有活力，更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29]实行党政分开，摒弃以党代政；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施行民族区域自治、一国两制，推动基层民主自治，发挥地方与基层的积极性；推进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党和国家从前主要依靠政策来管理社会的作法逐步由依规管理、依法行政所取代，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对领袖个人权威的寄托逐步由对制度与法律权威的依赖所取代，法治逐步取代人治。
（三）教育、科技、文化制度的变迁及其所带来的成果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
教育改革与发展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知识产权保护为科技发明创造构筑了激励机制和框架，促进了科研成果的突飞猛进增长；以德治国方略的推行、思想文化建设的加强，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整体推进。
（四）制度的变迁与创新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以充分显现
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几年，制度的创新与变迁使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蒸蒸日上，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民主与法治化进程加快，社会各方面事业不断进步,中国正进一步向着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社会主义制度正向世人展示着它巨大的优越性。所有这些，都与邓小平的制度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邓小平的制度理论，不仅直接影响和促成了中国制度变迁与社会变革的现状，还将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制度科学化、社会现代化的未来。
〔参考文献〕
〔1〕参见陈家刚. 全球化时代的新制度主义〔J〕. 北京: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6）.
〔2〕[15]参见卢现祥.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3. 38-41,20.
〔3〕〔4〕〔27〕 （美）道格拉斯•诺斯著, 陈郁等译.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25-226,68,20.
[5] [6] [7][8] [10] [11] [12][13][14] [17] 〔18〕[19][20] [21][23][24]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 337, 322, 102,235,48-58, 11, 11, 333, 333, 322-323, 332, 146, 359, 372, 359, 189.
[9] [22]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373,284.
〔16〕（美）道格拉斯•诺斯著, 刘守英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1994.3.
〔25〕 贺卫、伍山林. 制度经济学[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 2003.163.
〔26〕 列宁选集:第四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441.
〔28〕张五常.经济解释[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508-509.
〔29〕 邓小平领导理论学习纲要[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0. 59-60.
（本文原载《毛泽东思想研究》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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